屡屡盗窃作案，重度智力残疾患者，当二者指向同一个人时，衍生出了无奈的“捉放曹”。

　　家庭监管的不力，放大了“双重身份”叠加衍生出的社会后果。

　　司法正义的彰显、惩戒意义的实现，如何在一个智力残疾患者身上统一？

　　郑小剑

　　接连犯案

　　在一条街拍的抖音视频里，一个衣着邋遢的年轻人从一辆银灰色的小车里钻出来，张望了几下，关门，随后走到另一辆车旁，试着拉了拉车把手……这个衣衫邋遢的年轻人名叫郑小剑(化名)。5月12日，进贤县公安局针对郑小剑涉嫌盗窃作出取保候审决定。

　　然而，仅一个多月的时间，郑小剑又犯案了。

　　郑小剑虽然又一次获得了“自由”，但母亲尹丽(化名)知道，最后等待他儿子的肯定是法律制裁。只是，她不愿去猜想，制裁何时会来。

　　郑小剑的行为让许多亲友觉得不可思议：“你能相信吗？他是一个重度智力残疾人。”

　　智残之痛

　　2002年12月3日，二儿子郑小剑的出生，给进贤县某村的郑水清(化名)家带来了很多欢乐。没想到，三四岁时郑小剑突发疾病，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，导致脑神经受到损伤。后来，他开始显得笨拙、痴呆，生活不能完全自理。读书的时候只上课，不写作业、不考试，连写自己的名字都很难。

　　郑小剑跟班读到了初三后，郑水清和尹丽向校方提出了退学申请。

　　2020年5月29日，在村委会的帮助下，郑水清以监护人的名义向县残疾人联合会提交申请，为郑小剑申办了残疾人证。次月17日，郑小剑被认定为智力残疾(二级)，属重度智力残疾。

　　拿到残疾人证后，在村委会的帮助下，经申请，郑小剑开始享受残疾人补助及低保政策。

　　可退学后的郑小剑并没有乖乖在家待着，时常溜出家门，并染上了盗窃的恶习。

　　监管之困

　　“叔叔。”6月22日，在家人的引导下，坐在沙发上的郑小剑大声地对记者叫了一声。随后，他摆弄着扇子，嘟着嘴，左看看右看看。向他提问，他的回答都是简短的一两个词。

　　摆在茶几上的几份法律文书显示，2020年10月22日，郑小剑因盗窃1万元被公安机关抓获。因其智力残疾，进贤县检察院决定对其附条件不起诉，考验期为六个月。

　　郑小剑在考验期内没有违反相关规定，县检察院于2021年4月26日下达不起诉决定书和取保候审解除决定书。

　　尹丽称，为防止郑小剑犯案，她只能专门在家照看他，家庭开销仅靠郑水清一人在外做小工维持。

　　尽管是守在家中照看，但趁尹丽午休的空隙，郑小剑还是会偷溜出去犯案。而他等同于儿童的智力水平，让办案机关陷入两难。

　　在尹丽的记忆中，2021年以来，郑小剑有多个案子还没结案。

　　6月22日，进贤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相关负责人说，郑小剑的案件还在侦办中，具体案情不方便透露。

　　据记者了解，类似郑小剑这样的智障盗窃人员，受到刑事定罪的并不少见。

　　程某强系智力残疾二级、中度精神发育迟滞，因犯盗窃罪于2021年4月7日被婺源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，并处罚金2000元；智力残疾二级的刘某明，因犯盗窃罪，2021年1月29日被永新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，并处罚金5000元。

　　两难之境

　　面对家庭监管的力有不逮，亲友、邻舍曾劝尹丽，让郑小剑“在里面多关几天”。

　　“他在里面会不会受人欺负？”尹丽和郑小剑的奶奶担心。

　　“他无法照顾自己，有时屎尿都拉在身上。”郑小剑的奶奶心疼孙子，不停地说，许多次郑小剑回到家里时鼻青脸肿，她猜测有可能是盗窃时被人发现后挨了打。

　　尹丽曾想将儿子送往精神病院，经询问，得知每月需要支付500余元的伙食费，她和家人犹豫了。而据进贤县残疾人联合会工作人员介绍，如果送到精神病院，这笔钱可由民政部门用低保金与精神病院直接结算。

　　“这个监管责任，肯定还在家长。”进贤县残疾人联合会康复中心主任姚青光认为，送精神病院不妥，毕竟这是智力残疾，而非精神类疾病。他建议可到托养中心(进贤县残疾人之家)了解一下情况。

　　之前，进贤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，对送到托养中心的县内智障、肢残和精神类疾病患者，进行日间照料。不过，托养中心要对入托人员做一个评估，看是否符合托养标准。

　　6月22日下午，尹丽带着郑小剑到托养中心了解情况。托养中心管理人刘女士介绍完情况后，让她带齐材料来填表，然后找相关部门盖章，再交给经营托养中心的公司审核，以确定能不能托养。

　　尹丽又有些犹豫不决，除了每月200余元的收费，托养中心还无法实现夜间照料，每天的接送也让她难以决断。其实，她最担心的还是，郑小剑在托养中心待不住。

　　姚青光也很担心，这类有盗窃习性的，托养中心会不会收？如果送托不成，则意味着，尹丽的操心事仍未能解决。

　　◎文/图 周袁晓丹 记者戴平华